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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匯率的長期和短期因素
| 影響匯率的長期因素基本上都是一些基本面因素，而短期因素則很多，包括經濟數據、經濟新聞以及中央銀行對市場的干預。其中經濟數據有時可以改變基本面因素，因為數據本身就是基本面的反映。而隨著匯市交易量的不斷增長，中央銀行的干預也越來越頻繁，手段也多種多樣，但是效果卻大不相同。 現在有許多證據表明，貨幣當局經常使用沖銷干預，但它們這樣做時，僅取得部分成功，以致外匯市場干預經常對貨幣市場產生溢出效應。由此看來，外匯市場干預在減少外匯市場波動性方面可能有效。外匯市場干預並沒有完全為貨幣當局所沖銷。將德國和日本基礎貨幣的變動，分別與馬克/美元和日元/美元的匯率進行比較，我們發現，在德國，美元匯率和德國基礎貨幣的變化明顯呈反向關係，特別是197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從 1980年代中期開始，這種反向關係並不明顯。這種現象的解釋是，當美元價值在1970年代期間下降時，歐洲和日本的貨幣當局為了減緩美元的貶值而一直在進行干預。這些干預增加了這些國家的基礎貨幣。在1980年代前期，當美元升值時，則出現相反的情況。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樣，這種現像在德國比較明顯。在 1970－1973年和1977－1979年期間，美元兌馬克的匯率迅速貶值。結果，也引起德國貨幣供給迅速膨脹。 1980年代前期，則出現相反的情況。美元出現升值，德國貨幣增長率則明顯下降。儘管不是很顯著，日本也有相同的趨勢。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這種現像不是很明顯。這種情況的出現或者是由於乾預較少或者是由於沖銷干預一直比較成功。 前面現象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主要工業化國家的利率一直相關。從美國、德國和日本政府債券的收益率來看，兩個事實比較突出。第一，美國政府債券的收益率從1960至1980一直處於上升趨勢。同樣的現像也出現在德國和日本。第二，與我們的分析更加相關，德國的年度利率變化趨向於美國利率的變化。日本也是這樣，只不過程度低些。第三，在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期間，利率的共同變化似乎沒有出現較大的差別。以日本為例，固定匯率期間的利率共同運動似乎一直少於浮動匯率時期。 從前面的實際觀察來看，我們可以得出下列結論。主要國家的貨幣當局（日本和德國）經常大量干預外匯市場，儘管它們避免這些干預對國內貨幣市場的影響，但它們並沒有經常取得成功。其結果看似矛盾，在浮動匯率時期，這些國家的貨幣當局一直遵循“遊戲規則”，即當對本國貨幣存在超額需求（美元超額供給）時，擴張國內貨幣供應量；當國內貨幣存在超額供給（美元存在超額需求）時，收縮貨幣供應量。這種政策反映應該有利於穩定美元匯率。然而，外匯市場上的這類干預在穩定匯率的長期偏離方面明顯無能為力。為什麼貨幣當局難以影響匯率較大和較長時期的變化，儘管干預經常伴隨著正確的（即穩定的）貨幣政策？換句話說，為什麼非沖銷干預難以發揮穩定匯率的作用？ 答案與貨幣當局自身對特定的目標匯率缺少義務相關。換句話說，目前可以利用的證據顯示，外匯市場上的非沖銷干預不足以在較大程度上影響匯率。為了使這類干預政策發揮作用，干預必須同時有對特定匯率（匯率區間）的明確義務。為什麼義務對穩定匯率如此重要？運用“近似理性”的模型，我們可以對此作出解釋。由於極端的不確定性，當基本面在預測將來匯率的權重較低時，影響基本面的政策效應較小。經濟代理人不能評價這些政策對於匯率的重要意義。匯率將繼續為向後看的規則（BACKWARD－LOOKINGRULES）所驅動，偶爾也為一時的觀點所驅動。這將導致匯率持續偏離經濟模型所預測的均衡匯率。匯率的這種偏離不可能輕易地為貨幣當局所阻止，即使它們奉行改變一些重要基本面的政策。只有對特定匯率承擔義務，才能打破使匯率偏離的這種機制。可信的義務可以作為將來匯率預期的穩定器。沒有這種穩定器，經濟代理人在預測將來匯率所面臨的不確定性非常大，以致這些代理人在預測將來時，又回到向後看的規則。如果這種義務在可信度方面是成功的，經濟代理人沒有理由再使用向後看的規則來預測將來。貨幣當局的義務穩定了經濟代理人的預期。其結果是，自1970年代以來主要貨幣非常典型的真實匯率的無目標運動將會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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